省文化厅调研我区公共文化服务重点县建设

此外，针对退出时的经济形势和项目特点，东方资产也会采取多样化形式退出。

区别仅在于：金融科技强调科技对于金融的支持作用，而互联网金融则更突出互联网＋背景下金融的创新。二是初始阶段的低端性——最初新企业只是将目标定位在低端客户上，随着实力的增强，会逐步将目标锁定到高端客户，从而全面替代传统企业。

在监管部门和被监管机构之间，建立起可信赖、可持续、可执行的监管协议与合规性的评估机制，力避因强势或过度监管从而压制金融创新的结果，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降低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32]监管者在这种模式下，允许金融科技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金融创新实验，与被监管主体一起不断矫正监管者与市场之间的区隔。[18]这样，监管科技的概念应运而生，它最早由英国市场行为监管局（FCA）提出，并认为监管科技是金融科技的一个子集（次设定、衍生词），主要是指监管技术。克里斯汀生认为，破坏就是找到一种新路径，而这个破坏并不等同于劣质低廉的更改，甚至与突破的意思不同，它并非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的维持性技术创新，而是找到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和模式。今天在跨境电子支付、跨国证券交易及其清算体系等领域，监管者和金融创新部门伴随着技术和监管解决方案，长期进行着紧密合作。

而金融科技则不断挖掘新客户和新市场，客户资金需求构成的长尾市场将会成为金融科技发展更加广阔的蓝海市场。[21]德勤2015年发布了一篇题为《监管科技是新的金融科技吗？》的报告，提出监管科技具有以下几个核心特点：第一是敏捷性，即对错综复杂的数据组进行快速解耦和组合。此外，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在内的全球其他场外衍生品主要交易市场，同样积极推进场外衍生产品相关监管法规的改革，持续推动场外衍生品的有效监管和健康发展。

2017年上半年，利率类OTC衍生品总计名义价值升至416万亿美元，其中除日元外其他主要货币计价的合约规模均有所上升，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一段时间各个主要货币对美元的升值，但剔除汇率因素，上述合约名义价值仍高于2016年底的水平。改革计划最初包括下列各项：1）所有标准化场外衍生工具应在交易所或电子交易平台（视情况适合）买卖。香港交易所则成立了香港场外结算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场外结算公司），于2013年11月开业。通过利用利率互换交易和外汇掉期等具有量身定制条款的场外产品，这些机构得以为它们持有外币资产的到期日进行匹配。

因此，中国内地金融机构对使用风险管理工具对冲外币资产利率及汇率风险的需求将不断增加，中国内地金融机构除越来越多利用境内场外市场上的风险管理工具外，也需与境外机构进行场外利率及外汇衍生产品交易，为其日益增加的外币资产作对冲，使得相关需求也逐步增加。香港先后进行多次市场咨询，并已就咨询结果采取相关措施，部分已在实施中。

结算责任适用于任何金融对手方之间或涉及交易量（按总名义金额计）超过结算限额的非金融对手方之间又或两者之间。2）所有标准化场外衍生工具应通过中央清算对手（CCP）结算。2．跨境场外衍生产品交易结算方案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而按双边基准计算，风险权重可高达20%或以上，因此需消耗的资本也更高。

据国家外管局统计数字显示，短短一年内，中国内地商业银行对外债券资产由2015年底的484亿美元接近倍增至2016年底的952亿美元，占海外金融资产总额的比率由7%升至11%。亚洲开发银行预计这一落差通过财政改革可填补40％，通过私营部门可填补60％。2017年上半年，OTC衍生品市场各类产品总计名义价值（notionalamount）达到542万亿美元，接近一年之前的水平。中国内地银行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多重方式为这些企业提供外币资金。

欧美的国际参与者一般选用其国内监管机构认可的主要结算所，例如欧洲的LCH或欧洲期货交易所清算公司(EurexClearing)，美国的CME结算公司(CMEClearing)。2．《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要求。

首先，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将开展大量基建项目，预计中国在参与这些项目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7年4月发布的巴塞尔监管框架实施进度报告，香港的保证金规定于2017年3月1日起生效（设六个月过渡期）。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的境外贷款由2015年1月的人民币23280亿元增至2017年4月的35000亿元。（作者系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4.全球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需要强化清算监管。外币资产的利息收益会受到利率风险及汇价风险的影响（图3）。所规定的标准化初始保证金将取决于资产类别，在交易名义金额的1%~15%。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7年4月发布的巴塞尔监管框架实施进度报告，欧盟方面的初始保证金规定由2017年2月4日起按交易对手类型分步生效实施，而变动保证金要求则于2017年3月1日起实施。

中国香港：2017年开始执行G4货币IRS的强制性清算规定。EMIR第4条所规定的结算责任已于2016年6月21日生效，根据公司类别及衍生工具交易量分阶段实施。

然而，标准化场内工具如债券期货未必能很好匹配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的独特需求，具体而言，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波动增加，促使更多投资者以利率掉期（即利率互换交易）作对冲用途，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掉期交易金额大升。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管局）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督委员会（香港证监会）联同香港交易所等其他相关机构，一直致力制定适用于香港场外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架构。

由于许多内地银行在香港已有分行或附属公司，让它们成为香港交易所场外结算公司直接会员，将比委托结算经纪在境外不在同一时区的CCP为它们进行衍生产品交易结算有较高的成本效益。如上所述，由于国际贸易、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及企业发展国际业务都需要资金，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外币的占比将不断增加，其中又会以美元占最大部分。

1.二十国集团峰会关注场外衍生品交易结算改革。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金融机构为风险管理目的而进行越来越多的场外衍生产品交易。根据普华永道估计，2016年，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新公布的项目总额上升至4000亿美元左右，同比增幅2.1％，最终价值涨幅可能高达10％。《巴塞尔协议Ⅲ》的框架旨在增强对资本及流动资金和风险识别和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并提高个别银行以至整个银行业的稳定性及风险修复能力。

因此，企业发展国际业务包括进行有效的并购是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在监管新规下为中国内地跨境场外衍生产品交易结算选择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1．场外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规定对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的主要影响。

在建立场外衍生工具监管机制的过程中，香港金管局设立场外衍生工具交易资料储存库，并于2013年7月启动其报告功能。C.二十国集团峰会:对非中央清算的衍生工具收取保证金。

此外，香港交易所的附属公司香港交易所场外结算公司是唯一可接受有香港分行的内地银行成为直接结算会员的境外CCP，欧美的结算所并无此例。3）场外衍生工具合约应向交易资料储存库汇报。

欧盟：2016年开始执行G4货币IRS的强制性清算规定。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际监管新规 。按全球当前有关场外衍生工具的新监管规定，中国内地金融机构与境外交易对手买卖场外衍生工具时，将会因为不能使用中央清算服务而支付高昂费用，承担更高资本压力。市场预期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保证金要求将会在全球范围内执行，否则，保证金要求较低的区域的金融机构会有一定的竞争优势，造成监管套利现象。

根据美国、中国香港及欧盟监管机构的规定，变动保证金的规定于2017年3月普遍被监管机构和市场采用。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7年4月发布的巴塞尔监管框架实施进度报告，美国针对非中央清算衍生工具的保证金要求已于2016年9月1日起分步生效，并将于2020年9月1日全面生效。

上述地区的多个受监管衍生工具实体（包括美国的掉期交易商及中国香港的授权机构）必须收取及提供涵盖交易对手的变动保证金。此外，时区差异、沟通效率和仓位的保密性等因素也应该在考虑范围之内。

同时，随着中央清算的逐步推广，截至2017年上半年，采用中央清算方式清算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占比上升至51%，并且呈现稳步提高的态势。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按交易实体的分类，分阶段对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实施强制性中央清算，最初阶段是从2012年12月起，对多个类别的利率互换（IRS）及CDS实施，至2013年9月9日完成。